很多人谈起俄乌战争，常想到的是前线的俄罗斯承压或是美国靠军火获利，但早在十几年前默克尔的判断就指出了另一个可能性——如今看来，这个最受冲击的一方竟然是欧洲。8月24日欧盟批准了61亿欧元用于乌克兰防务采购，这笔钱来自此前批准的900亿欧元援助信贷。自2022年起，欧盟及成员国公开援助已累计约2202亿欧元（约合1.7万亿人民币），但这只是明面开支，背后的长期代价更沉重。

回顾能源关系，2020年德俄长期供气协议生效时，德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价格仅约12欧元/兆瓦时，俄罗斯一度占德国气源的55%，靠管道供应既稳定又廉价。冲突爆发后，德国随欧盟对俄制裁中断了俄气进口，同时逐步关闭核电、推动可再生能源，能源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现在德国的天然气进口里，挪威占约44%、荷兰约24%、比利时约21%，剩余缺口主要由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填补。

从陆上管道转为海运LNG，成本迅速飙升。今年7月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限，欧洲天然气基准价一度冲至约60欧元/兆瓦时，四年间上涨了约五倍。输气管道已接近满负荷，难以通过额外管道迅速增加供应。主要进口商警告，只要霍尔木兹局势持续紧张，气价将维持在高位，德国高级官员也承认断供俄气是造成本国能源危机的核心因素。

能源成本暴涨直接推高电价。研究机构数据显示，2023年欧盟工业用电价比美国高出约158%，即便价格从峰值回落，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，通常是主要贸易伙伴的2到4倍，比中美至少高出五成。高昂电费使欧洲的能耗型制造业难以为继，钢铁、化工、有色等行业利润被吞噬，产能利用率下降，不少产能被永久关闭或外迁。

德国鲁尔区等传统工业基地连续减产：例如安赛乐米塔尔在汉堡的钢厂，过去七年能源账单上涨七倍，被迫减产约三成，并将部分产能转移到能源成本仅为欧洲三分之一的美国。蒂森克虏伯、安赛乐米塔尔等巨头持续裁员和缩减规模。对此，约40家德国工业企业在今年6月联名致信欧盟，要求改革排放交易体系，名单包括巴斯夫、赢创、蒂森克虏伯和安赛乐米塔尔等，企业直言若制度不变，将有更多产能迁出欧洲。

欧洲当初以“去风险”切断俄气，本意是减少对单一来源依赖，但实际结果是把能源命脉交给了更贵、更受全球市场影响的LNG供应者，甚至更多依赖美国。曾被概括为“安全靠美国、产业靠中国、能源靠俄罗斯”的分工格局在短时间内同时受挫，致使欧洲陷入高温、高通胀、高负债的三重困境，战略自主性明显削弱。作为能源净进口方，欧洲对外依赖度高达57%，一旦中东或其他地区局势波动，价格与供应由外部因素决定，最终买单的还是欧洲自身。

经济层面，德国在2023和2024年连续两年出现萎缩，是二十多年来罕见的连续下滑；今年预计经济增速仅约0.5%，企业破产数同比上升逾22%，整体景气疲软。四年间，除了对乌克兰的数千亿欧元明面援助外，能源价格暴涨和产业外移带来的隐性损失更为致命——冷战后积累的廉价工业能源基础被破坏，但替代性的产业与能源结构尚未建立起来。德俄管道气被切断换成昂贵且更不可控的美国LNG，曾被寄予厚望的“战略自主”因此不断流失。回望当年反对把乌克兰纳入北约、对俄采取更温和政策的争议，现实让当初的判断显得更加复杂与耐人寻味。